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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与狮子 ——记著名画家刘文西和许勇
查看:310 次    发布日期: 2017-07-13    作者: 尚天保    信息来源:【】  字体显示:
   

  庄严肃穆的关岳圣殿依然威武地雄踞于芮城县街心广场。这里曾是县文化馆所在地,二千年时因城市建设规划被拆迁它处。虽然文化馆从这里消失了,但它曾经的辉煌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都说昔日的文化馆藏龙卧虎,戏言“进了文化馆,一窝老二敢。”这些“老二敢”们确是各艺术门类的领军人物,县上每有大的活动,这些“老二敢”们争强斗胜,各显身手,把一个小小的文化馆闹腾得生机勃然。

  当年,全国许多专家学者来芮城参观考察,似乎都习惯性地先来文化馆驻足。吴冠中、孙奇峰、林曦明、杨力舟、李少文等一大批著名艺术大家来芮城时,都曾应邀到文化馆授业指导,使本来就热闹的文化馆更平添了波波灵光圣气。

  一九七八年初秋,著名画家刘文西和许勇又在芮城不期而遇。他们1956年大学毕业时曾到永乐宫临摹壁画将近一年,当年我的美术老师薛亚曾在永乐高小任教,薛老师为人笃厚,与刘文西、许勇老师结下了终生友情。以后他们每次来芮城,均乐于与薛老师畅叙别情。这次我们邀请刘文西和许勇老师到文化馆为大家作人物写生表演,模特是一位青年学生,两位大师观察片刻后,率笔直取,寥寥数笔,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两位老师均为国家顶尖级绘画大家,能亲临现场近距离观赏他们的示范写生,真是千载难逢。

  课后,我们邀请两位大师到我的工作室稍稍休息,一个15平方的小屋,顿时挤得水泄不通。就是在这间小小的斗室里,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对话,一段令人难忘的千古佳话。

  刘文西老师和许勇老师均为中国画坛声名卓著的人物画大家,他俩为同龄人,刘文西早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浙江美术学院,许勇老师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东北美专。学生时代,他们同来永乐宫临摹壁画,两位艺术家一见如故,默契至深。永乐宫壁画线描艺术使两位艺术家受益匪浅,也是他们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刘文西的《同欢共乐》和许勇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他们临摹壁画后的第一幅创作。均为蜚声画坛的扛鼎之作。刘文西和许勇久别重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备好笔墨,两位大师即席泼墨,以画赠答。刘文西为许勇画了个陕北小姑娘,许勇为刘文西画了一只雄狮,画幅虽小,但笔墨酣畅,情意深长。

  许勇老师说:“文西老兄,你在美术界的成就有目共睹,老虎为山中之王,你就象画坛的一只老虎。”刘文西看了看许勇,一头长发,满脸胡须,于是风趣地说:“许勇啊,我看你就像一只雄狮,其实狮子比老虎更厉害。”随即又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你的连环画《纪念白求恩》画得十分精到,真是不可多得。”果然,在翌年的全国美展中,《纪念白求恩》荣获金奖。

  他们言辞真切,没有丝毫庸俗的恭维与吹捧,我为他们大度、虚怀与诚挚的友情所感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对这段佳话依然记忆犹新。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正义与道德的民族,老虎与狮子,是威严、刚毅、勇猛、正义的象征。每逢年节,人们都要张贴老虎、钟馗,以弘扬正气,斥辟邪崇。象龙一样,老虎与狮子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图腾。

  刘文西和许勇,已是镶嵌在中国画坛上的两颗响亮的名星,他们是我国实力派画家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民族正义与虎虎生气。

  刘文西老师生长在浙江嵊县水竹安村,属于江南水乡,可他195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从此就经常出没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沟壑里。陕北高原,是诞生“东方红”的土地,他向往延安,因为那里曾经是“人民的大救星”居住战斗过的地方。在刘文西心中激荡着表现人民领袖的强烈愿望,毛泽东,他是新中国的象征,是正义和力量的化身。

  195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前夕,刘文西就创作了大幅素描《毛主席和牧羊人》引起轰动,在《解放军画报》公开发表后引起叶剑英元帅的肯定和高度赞赏。叶帅对画报总编说:“这幅画画得真好,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就是这样的气质和神态,一点不错。”画报总编把这一评价转达给刘文西时,他倍受鼓舞,从此,他就和伟人像结下了不解之缘。

  六十年代初,刘文西老师曾带学生在芮城住过一段时间,他当年出版的画册上的人物肖像几乎全是在芮城上郭村的写生头像。他的年画《同欢共乐》是临摹永乐宫壁画后的第一幅作品,画面上群众簇拥着毛主席、欢欣鼓舞。这是刘文西将永乐宫壁画线描艺术吸收、消化、提炼后首次用于自己的创作,是古为今用的成功典范,在美术界引起高度关注与好评。

  此后,刘文西还在《知心话》、《毛主席和小八路》、《转战陕北》一系列作品中,将毛主席的形象刻化得栩栩如生。

  由于刘文西在人物画创作上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独到的笔墨语言,1997年赴北京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领受了为第5100元人民币画毛主席像的任务。他怀着特殊的情感,精心挑选照片,经过20多天的认真刻化,反复修改,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一致肯定。众所周知,刘文西的大名早已声名远播,而这次印有毛主席像的人民币发行后,他的名字也就家喻户晓。其作品的发行量无疑是首屈一指了。

  刘文西和陕北人民有着特别的感情,下面的一组数字,就可以告诉你他成功的奥秘所在:

  数十年来,他到陕北写生50多次;

  数十年来,他跑遍了陕北所有的县;

  数十年来,他十多次在延安过新春;

  数十年来,他在延安结交了几百个农民朋友;

  数十年来,他画了几千个农民肖像和上万张速写;

  这些数字,足以告诉你他和陕北农民的密切关系,他创造了画家深入生活及表现农民的新纪录。

  陕北大地的沟沟壑壑,无论在阳光明媚的窑洞前,还是在烟草气弥漫的土炕上,或是在石块累筑的墙脚下,哪里有陕北的老百姓,哪里就有刘文西的身影。他和老乡一块讲故事、拉家常,经常给他们画像。他为陕北农民的画像多达万张以上。更有趣也更感人的是陕北有个农家小姑娘,刘文西从她5岁时画起,一直画到37岁还在画,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态度,完全表明了他和农民朋友水乳交融的真挚情感。

  人说,世界上成功描绘农民的画家仅有三个人:法国的米勒(1814——1875),德国的凯绥·阿勒惠支(18671945),中国的刘文西。

  我初到文化馆工作时,曾接待过著名画家上海戏剧学院林曦明教授带来的美术研究生,他们对刘文西推崇备至,动情地说:“长江以南方增先,长江以北刘文西。”这一评价虽然未能代表所有学人的意见,但也足以说明刘文西在整个画坛的巨大影响。

  他的《祖孙四代》、《沟里人》,是表现中国农民的典范之作。永远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沟里人》成功塑造了三个陕北农民,他们肩负着沉甸甸的谷禾,从深沟弯曲的小路拾级而上。画面的主体人物回眸凝视,向你送来冷峻的目光。这双拷问灵魂的眼神炯炯逼人,足以让尸位素餐者汗颜,更会令贪腐之辈肝胆悚然。

  刘文西老师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还在孜孜不倦地精心绘制着表现陕北农民的百米长卷,这一黄土画派的圣手巨匠,要将心中的情丝完全倾吐给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耘作的农民朋友。

  许勇老师1933年出生于青岛一个贫苦铁路职工家庭。列强铁蹄的蹂躏,贫民区暗无天日的生活,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幼年时经常依偎在衣衫褴褛的母亲怀中,聆听着那些真实的包括她自己的悲惨故事,构成了他一生的感情基础。他为母亲画了一幅油画像《家窗》。

   日西落,鸦雀飞,

   暮色苍茫,家窗上淡映着灯的光,

   那时候,年老母,

   凭窗望,

   望那流浪儿,回故乡……

  这首歌凄楚哀惋,一直在许勇的心中低回。

  有人问美国作家海明威:“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他简单地回答:“不愉快的童年。”苦难的童年激发了许勇学好画画,表现劳苦大众的强烈愿望。

  1953年许勇考入了东北美专,即现在的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又被派往浙江美院进修。其间,他有幸到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写生考察,广泛接触了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古老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对永乐宫壁画的临摹学习,使他颇受补益。许勇老师说:“永乐宫是我的第二所大学,如果说三年美院学习为我打下了绘画基础,使我具备了一定的素描和色彩能力,那么1956年至1957年间我在永乐宫的8个月的临摹学习,为我日后建立起适合于自己的绘画秩序起了决定性作用。永乐宫‘吴带当风’的线条样式和浓烈的色彩勾填方法,象影响了刘文西一样,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这种影响在我日后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反映。”比如1958年的历史画《郑成功收复台湾》、1959年的历史画《戚继光平倭图》、1960年的《金田起义》连续三年的宏篇巨制以及1962年的《群众歌手》,都明显得益于永乐宫壁画的滋养。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许勇老师的创作激情达到了高峰,他完成了巨幅历史画《义和团民》、主题画《送公粮》、《春天的道路》。《春天的道路》中 ,他以满腔的热情描绘了文艺工作者下乡送演的情景,春天开化泛浆的泥泞之路,在他心中激起了深刻的感受, 遂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这一呕心力作却受到了辽宁省委宣传部门自上而下组织的批判,这一事件对许勇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童话中有一只鱼鹰把鱼儿从海中啄住,飞至高高的天空,鱼鹰问鱼儿:“你最害怕什么?”鱼儿哀求:“你千万别把我扔下去。”鱼鹰想,哪能听你的,即刻将鱼儿狠狠地扔到海中。“文革”后期多年的上山下乡生活,许勇种过水稻,铲过禾苗,还有幸赶过三年马车,过着一种完全脱离了绘画的生活,他被扔到了生活的海洋中。许勇老师后来说:“在我人生经历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极有价值的就是这三年的下乡生活。难得在这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能完全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仰望天空,俯瞰大地,审视人生。我由衷地感到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并使我终生受益。”

  与马三年的朝夕相伴,又重新点燃起他表现马的强烈欲望。

  幼时听母亲说,有匹天马不知闯下了什么祸,被天神砍下了头,而它的身子却奋力奔逃到他们村子附近的一座山岗上化为巨石,从此这座山岗就被命名为“石马岗”。孩童时代的许勇,常去这座山岗上玩,他带着一种模糊的莫名的崇敬和同情,呆呆地仰望着这匹巨大无头的马……它多象英雄刑天,威武地横亘于天地之间。也许就因为这种模糊的记忆和崇敬,使他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学生时代到教学、写生、创作,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他都与马结伴而行。

  我有幸观看许勇老师在六尺巨幅上挥写八骏腾飞,他不忌讳纸张的优劣,挥写时也忘掉了笔墨技法,一任墨飞色舞、激情渲泻。

  我也庆幸偶尔收视到许勇老师在辽宁春晚上马年画马。虽已八十高龄,依然在丈二素绢前健步如飞,在二分钟之内画完一幅奋蹄疾飞的骏马,台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号称“关东三马”的首骏许勇老师在全国颇树盛名,他的马与众不同,大多华鞍丽辔,其意不在装饰,是作者对马的人格化的表述与诉求。

  前两年,许勇老师托人从东北给我捎来一本自己马的画册。我悉心拜读,爱不释手。无论是《骏马悲歌》、《风雨将至》、《草原十骏》,还是《百骏图》、《塞上曲》都给马设置了一个类似表现历史题材的悲剧环境,他追求一种历史凝重感,让马肩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赋与其悲壮的艺术品格。

  许勇善于借马抒怀,马是他心中的英雄。他的马或春风得意,或风雨相加,皆处变不惊,总洋溢着英雄气概,与他的诸多宏篇巨制历史画具备着同样的审美价值。

  一位哲人说:“真正的艺术家在响雷的时候总是和人民在一起的。”刘文西老师和许勇老师,他们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劳动人民最热诚的歌手。

  徐悲鸿先生为了改变明清以来中国画陈陈相因的萎靡局面,毅然旅法求学,寻求艺术科学,以改造旧的中国画。刘文西和许勇数十年来坚持徐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牢记艺术家的历史使命,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成为中国画坛的擎天巨柱。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园地群芳竞艳,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加之科技进步,媒体发达,艺术传播交流空前活跃。但文艺创作也存在一定弊端,象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没质量,有“高原”、没“高峰”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浮躁。创作心态浮躁,人际关系浮躁。相当一部分人急功近利,自我标榜,过度包装,“大师”的帽子漫天飞。也有相当一些较有成就的人物画家,经不起市场的诱惑,改弦易辙,另起新灶,向“人民币”或“美元”投降。记得有位艺术家说“用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是堕落的社会。”我想,用金钱衡量艺术的眼睛是市侩的眼睛。金钱不是衡量艺术品价值的唯一标准。真正优秀的作品一定是经得起人民的检验,经得起时代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现今社会上有一个时髦的用语叫作“采风”,这对于长期在画室里闭门造车者确实是迈出了一大步,但与“深入生活”还相去甚远。有几个人能象刘文西老师那样,长年活动在黄土高原广袤的沟壑间,甚至远离闹市,在条件艰苦的延安过十几个大年,交了那么多农民朋友。有几个人能象许勇老师那样,数年在马厩里与马朝夕相守,为了画好连环画“嘎达梅林”,他带着几个肯用功的学生历经数月辗转在横跨几省的黄土高原上。我欣赏着许勇老师带回的几本沉甸甸的素材速写,为他精湛的画技和顽强的意志感动得热泪盈眶。

  习主席讲一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创作精良”的精品力作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刘文西老师的《祖孙四代》、《知心话》、《延安新春》及许勇老师的《郑成功收复台湾》、《辛丑义和团民祭》、《群众歌手》等一系列大作都是长期呕心沥血的结晶。

  “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王安石)

  人格决定画格,态度决定高度。刘文西和许勇老师的创作只所以能够举世瞩目,人格、理想、意志使之然也。已经80多岁的老人,刘文西还雄心勃勃地进行着百米农民长卷创作。与之同龄的许勇依然以年青人的心态宣告继续有关“生·死·爱”以及“意志·勇气·信念”等重大主题创作。

  这完全是两座突兀的高峰!

  这完全是两座耀眼的灯塔!它永远为美术的后来者启智引航。

  每每拜读两位大师的画作,我的心深深为之陶醉,更为之鼓舞!他们的每件画作都张扬着民族的虎气与狮威,这就是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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