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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方略史鉴》序
查看:1033 次    发布日期: 2017-08-16    作者: 李伯谦    信息来源:【】  字体显示:
   

  尚师先生继2014年底正式出版三巨冊的《晋国通史》之后,又仅用一年多点的时间就和儿子李光达完成了这部《治国方略史鉴》的写作。我虽然有些吃惊,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阅读他的《晋国通史》的过程中,我已发现他对涉及精神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异常重视,在书中专门用第二十八章一章的篇幅论述了“晋国治国思想的发展”,在第七章“学者名流”中专门介绍了主张“儒法兼容”的大学者卜子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停留在一般情况的叙述介绍,而是有自己的分析,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例如在第二十八章一开始,他就从分析叔虞封唐时周王室给岀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治国方针说起,认为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晋囯后来的反周人宗法制的变法思潮,使晋国法治思想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春秋末晋人卜子夏继承了孔子儒家思想返晋后,又容纳了晋国的法治思想,便形成了他的‘儒法兼容’思想,并培养出了魏斯(即后来的魏文侯)儒法并用的国君。他的思想后来又为第五代门人——荀子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帝王治国思想”。可见作为《治国方略史鉴》重要内涵的“儒法兼容”思想,当时在他的脑子里己经有了初步酝酿,也就在那时,他还出版了《先秦三晋两个辉煌时期历史暨治国思想》(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一书。

  《治国方略史鉴》共分三篇,第一篇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治国方略的孕育与形成”,概述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治囯思想发展的线索;第二篇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是“治国方略主线”,从唐尧时皋陶的“明刑弼教”发展到春秋末卜子夏的“儒法兼容”、再发展到战国中期荀子的“隆礼重法”;第三篇从第十六章到第二十六章,是“治国史鉴”,按国别概述了各国治国思想的同异和实践及其经验教训,并对历代王朝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提出了当下治国理政可以借鉴的诸多方面。

  读过尚师、光达先生的这部新作,不难看出他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特别是精神文化的发展演变十分熟习,对历朝历代的治国思想有很深的研究,且不乏创见,与此前发表的有关治国思想的文章和专著相比,更加全面系统,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对当今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具有借鉴意义,是对中国历史上治国思想的一个总结,是对治国思想认识的一个全面提升。

  我不研究思想发展史,更没有系统接触过历史上的治国思想,但我通读书稿之后,除全面系统外,更强烈地感到他有许多新的见解、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和以往学术界不同的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了。

  一、梳理治国思想发展过程,提出了历史上治国思想发展史框架。他认为历史上的尧舜时代以传说皋陶提出的“明刑弼教”为标志为第一阶段,已有了治国思想的萌芽,是治国思想的蒙胧阶段;夏商和西周以传说的“禹刑”的制定和周公“制礼作乐”为代表为第二阶段,是治国思想真正的起源和奠基阶段;第三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出现了老子、孔子、卜子夏、管子、孟子、孙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是治国思想迅速发展并臻于高度成熟的阶段,但限于列国纷争的政治局面,当时并未形成统一的治国方略;第四阶段是秦汉时期,适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儒法兼容”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得以推行实践,推动了社会发展;第五阶段,秦汉以后自隋唐宋辽金元直至明清,历代治国方针无大的变化,刻板僵化,没有提出新的治国思想。

  二、对荀子所属学派和汉武帝所谓“罢绌百家,独尊儒术”重新分析,提出了全新解释。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荀子是孟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但该书认为荀子的思想是“隆礼重法”、“儒法兼容”,是继承发展卜子夏而来,并非以前以孔孟为代表的纯儒家;汉武帝所谓“罢绌百家,独尊儒术”,是罢绌了文景时期因应当时社会形势推行的道家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方针,尊崇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荀子“儒法兼治”的所谓“儒术”。

  三、剖析了秦朝速亡和王莽改制速败的原因,指出秦始皇排除儒家纯用法家治国,虽提出了许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政和措施,但横征暴敛、严刑苛法,终激起民变,倏忽而亡;王莾一味推行“王道”,全面复辟“周礼”,不了解社会和人民需求,亦迅遭历史唾弃,表明纯用法家或纯用儒家均不能治国。

  四、总结历史上治国思想发展规律,提出将儒家的“隆礼尊贤而王”和法家的“重法爱民而霸”学说结合起来的以“儒法兼容”、“德主刑附”为核心的思想才是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思想的主线。历史经验表明,儒家、法家都有自己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只有发扬它们积极的部分,避免消极的部分,将上述治国理政思想主线付诸实践,才能推进社会发展。

  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历史发生转型的关键时刻,出现不同的社会思潮是常见现象。主政者站在以人民为本、以国家、社会发展为目的立场上,高瞻远瞩,分析这些社会思潮,汲取其积极因素,摒弃其消极落后因素,制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治国理政方针并推而广之,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胸怀人民和国家社会,从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前社会治理发展建言献策,是一位历史学家的本分。从尚师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专著中,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我不敢说他提出来的每一种看法、每一个观点都无懈可击,我也不敢说我对他的看法和观点的理解都对,但总体上看,从主流上看,我认为他总结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思想发展主线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对新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尚师先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应该向尚师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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