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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比“北京人”更早的人类 ——西侯度遗址发掘考证纪实
查看:327 次    发布日期: 2017-07-13    作者: 韩振远    信息来源:【《芮城文化丛书·古魏沧桑卷》】  字体显示:
   

  对于考古学界来说,芮城这片黄土地是考古发掘的宝地,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密度之大、之集中,令每一个古文化学者为之神往。201353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省石器时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八处,芮城一县独占五处,分别是:匼河遗址、坡头遗址、金胜庄遗址、东庄遗址、西王村遗址。在这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已发掘的新旧石器文化遗址就有五十余处,其中四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尤为可贵。就分布而言,由县东到县西,由黄河岸畔到中条山麓,由沟壑丘陵到平川盆地,几乎无处不有;就文化种类而言,由旧石器时代、人类初期的泥河湾文化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几乎囊括了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走完芮城,即可看到一幅完整的石器时代图景。

  大量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芮城这片黄土地是古人类最早落脚的地方之一,时间可以追溯180万年以前,猿刚向猿人转变的时候。

 

(一)

  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人类如何起源,是个十分神秘而且充满了想象的话题。西方有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之说,古老的中国则有“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只有当人类学兴起时,人们才明白人类有一个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而考古发掘则是揭开人类起源谜团的最直接方式。从1929122日,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起,中国就当仁不让地成了全世界人类起源的中心,距今50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又称“中国猿人”,简称“北京人”)成了人类最早的祖先。

  谈中国的考古发现,不能不提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专家。两人都是河北人,裴文中出生于19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贾兰坡出生于1908年,仅有高中学历。虽然裴文中只大四岁,却是贾兰坡终生的老师。1931年春天,贾兰坡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做练习生时,裴文中因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早已是名扬中外的考古学家。进入研究室后,贾兰坡一直受裴文中的领导,在北京周口店进行发掘工作。1935年,裴文中去法国留学,此前已升为技佐(相当于助理研究员或讲师)的贾兰坡实际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很快获得了重要发现。193611月,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得连裤子都穿反了。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这次伟大之收获,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贾兰坡。”

  在对北京人的发掘过程中,裴文中、贾兰坡和他们的同事还发现了距今约1.35万年的山顶洞人。

  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意义重大,立刻成为轰动中外的新闻,当时世界各国报道的新闻有2000多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前世界上发现的人类化石只有尼安德特人和一个被荷兰军医杜布瓦锁在保险柜中不敢承认的“爪哇猿人”。北京猿人的发现,使中国一下子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

  在对“北京人”的研究中,贾兰坡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北京人”的用火。在周口店发掘中,贾先生曾发现了大量的木炭、灰烬和被烧过的土块、石块。这是当时世界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用火痕迹。在考古学界,人们都知道人类用火是从“北京人”开始的,这几乎已成定论。一些专家学者也把“北京人”的用火,作为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引用在论文中。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这不光是成就,更是荣誉。但贾先生不这么看,他认为:“北京人”能够使用火,在体质特征与石器制造方面又显示出进步性质,因而不能说是掘得了最古老的用火遗址。最古老的人类和最原始的文化,应该到早更新世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去寻找。

  他说:“火对人来说,有着有利的一面,也有着有害的一面,用其有利的一面而避其有害的一面,绝不是人类在很短时间内能办到的,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最初的人类在遇到山火时必然惊慌万分,到处逃窜。在发掘中,我们看见一块巨大的石面上,有的灰烬成堆,灰烬中还有烧骨。灰堆的存在,证明当时“北京人”已经能够控制火,并使火不四处蔓延。从认识火、利用火到控制火这一过程,不可能是最早的人类一下子能够达到的。这是人类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再到实践反反复复长期积累的结果。再拿石器来说,“北京人”不仅能打出很好的石片,而且还能利用石片经过再加工,修理成适手的工具,这绝不是最初的人类所能办到的。”(见贾兰坡《悠长的岁月》)

  山西的一位年轻考古学者提出了与贾先生一样的看法,他叫王建,以后同样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考古学家。1953年,身为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王建来到北京进修,裴文中、贾兰坡是他的老师。在北京二道桥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在地,他认真观察研究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和人类遗骨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北京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们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类存在。王建的看法与贾兰坡先生不谋而合,1957年,两人合写《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提出“中国猿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应有人类及其文化存在”。文章对中国猿人的用火遗迹、石器打制技术、猿人体质进化特征等几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中国猿人已经能够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够用三种方法打制石片(即摔击法、砸击法、直接打击法,亦称锤击法),打制的石器已有了相当的分化和分工。中国猿人的体质特征虽然尚保留有猿的性质,但已经进化成了能够直立并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阶段。因此,在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还应有更为原始的人类及其文化存在。

  这里有必要对我们频繁提到的更新世和泥河泥期稍做解释。所谓更新世,亦称洪积世,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1839年创用,1846年福布斯又把更新世称为冰川世。更新世是冰川作用活跃的时期,开始于1806000年(±5000年)前,结束于11550年前,跨度近180余万年,是构成地球历史的第四纪冰川的两个世中较长的第一个世。因为跨度太长,地理学家们又将更新世分为早(上)、中、晚三个时期。而“泥河湾期”是中国华北山区地文中期的一个堆积期,时代属于更新世早期,享有“东亚地区的奥杜维峡谷”、“东方古人类文化摇篮”、“东方早期人类的故乡”等美誉。因为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境内东部地区桑干河流域的泥河湾盆地,考古学家们将盆地内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这就是贾兰坡、王建等专家频繁提到泥河湾的原因。

  此时,贾兰坡已是中国最权威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并荣任中科院院士。虽然他认为“北京人”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是因为找不到证据,“好像欠下了一笔债,愁苦难言”。(贾兰坡语)

  他认为:要找到人类的根,必须到全国去探寻。为了找到比“北京人”更早的人类遗骸和文化,他们爬山涉水,钻山洞,进田野,拼命地工作。

  19535月,山西襄汾县丁村当地工人在挖沙时,发现了不少巨大的脊椎动物化石和大量石器。因为当时旧石器在中国发现的很少,当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决定把丁村发掘作为1954年的工作重点。这次发掘,中国第一代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第二代考古学家王建都参加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发现了3枚十二三岁儿童的牙齿化石、两千多件石器以及28种哺乳动物、5种鱼类和30种软体动物化石。经研究,丁村人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人之间,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有十万年之久。丁村人的发现填补了50多万以前的北京人与5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空白,贾兰坡先生在欣喜之余,又略有失望,因为丁村人并不是他苦苦寻觅的最初人类,丁村也不是人类最早的脚踏地,只是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一个环节。人类早期活动的链条并没有连接起来。

  1957年,三门峡水库准备开工建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库区做了大量勘察工作,贾兰坡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那一带是研究第四纪地质、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遗物的重要地点。直到这时,芮城的匼河、西侯度开始得到考古学界和古人类学界的重视,他们苦苦寻找了二十多年的最初人类,即将出现在他们面前。

 

(二)

  芮城县风陵渡镇有个濒临黄河的村落,因三面环水而取名匼河。站在村头,可见亮亮的黄河水从村西面缓缓流过,透过雾霭,对面的潼关古城隐隐可见。这里属于典型的沿黄沟壑地带,农户零零散散分布在沟崖之间,在农耕时代不会是个富裕的地方。匼河又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据相关文献,匼河一带即羁马古城遗址所在地,春秋时期,秦晋两国多次在这里交战。金天德元年(公元1149年)曾置镇,隶属河东县(今永济市),为河东府四大镇(其余为永乐、北乡、柏壁)之一。匼河村民风古朴彪悍,每年元宵节期间,村里都要闹一种特殊的红火热闹——亮膘。在寒冷的天气里,河边的村民脱光了衣服,从河里捞上一块块数十斤重的浮冰,背在身上,再插一把大刀,敲打着锣鼓,前面由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扛着巨木,喊着号子引导,在鼓乐声中,冒着刺骨寒风威风凛凛一路行进。到高潮时,旁边看热闹的一边高声叫好,一边恶作剧似地,将一瓢瓢冰冷的水泼过来,等闹完后,亮膘的汉子们一个个都冻成个冰人。这种古朴的民风,吸引了许多外地人,每年闹红火时,村子里都会人山人海,同时也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当地文化学者称其为黄河岸边的奥林匹克,将其历史追溯到东汉初年,并赋予浓重的神话色彩。传说东汉光武帝时,黄河泛滥成灾,当地居民深受其害,流离失所,难以聊生。幸亏东岳大帝黄飞虎神威显灵,迫使黄水西退数十里,百姓才免遭灾难,得以安居乐业。为纪念神力无比的泰山神——东岳大帝,匼河、阳贤、西阳三社村民集资,于建武二年二月二日建成了一座泰山神庙,并改村名为“水宁堡”,希望以后河水不再为患,永远安泰和顺。每年二月二日,传说中“龙抬头”的那一天,三社村民大兴庆典活动,祈盼神灵保佑,祛灾降福,人寿年丰。这一风俗世代沿袭至今。而笔者看到亮膘表演时,想到更多的则是人类抵御大自然的能力,似乎看到了在没有火的旧石器时期,光着身子在寒风中奔跑的古人类。这种想法虽然没有像贾兰坡、王建先生那样经过严密地考证,但笔者还是固执地认为,这或许才是匼河亮膘背冰的真正源头。如果真是这样,不光把亮膘背冰的历史向前推了数十万年,而且能将当地民俗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更具文化意义。

  现在看,无论匼河村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在匼河遗址发掘前,它不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落。而匼河遗址所以能得到发掘,则是一个巧合,缘于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在对库区的考古勘探中,专家们发现了这里有着非常古老的地质层,初步认定匼河遗址在古人类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19591220日,《文汇报》上的一篇《山西风陵渡一带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简短报道了山西省芮城县匼河村发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1961110日《光明日报》以《芮城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为题,再次报道了这一发现。19618月,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公布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山西芮城匼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一文中,几位专家从地层、动物化石及石器等方面综合研究,认为匼河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最初阶段,即与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产地下部堆积(约第10层以下)或周口店第13地点的时代相当。并认为当时人类使用的工具比中国(北京)猿人还要原始。

  从发现匼河遗址的那一天起,中科院就将其作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工作重点。19606月,贾兰坡即率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们进驻匼河村。除贾兰坡亲自带队外,参加发掘的还有王择义、顾玉珉、刘增、胡仲年、王奎昭、张引成、李毓杰以及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建等人,整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们几乎倾巢而出。晋南的夏天气候异常炎热,黄河水在眼前缓缓流淌,专家们挥汗如雨,在长达十余公里的荒沟中奔走寻觅。一场大雨过后,专家们从沟壑中裸露的黄土中,清楚地看到了被雨水冲刷后露出的文化层。发掘持续了一个半月,天气越来越热,专家们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在一座黄土崖下,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其中石器有大小石锤和打击石片后剩下的石核,以及一面或两面刃的砍斫器。在以后的多次发掘中,又发现了刮削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球状器等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有扁角大角鹿、水牛、师氏剑齿象。根据这些动物的生存年代和绝种年代,他们将匼河地点的时代划为更新世中期早期。同时将这座高崖下的发掘重点场所定名为“6054地点”。连同以后的多次发掘,他们在北起独头北沟、南迄洞口南沟的长达13.5公里范围内,共发现石器地点11个,旧石器时代石制品138件,原料多为石英岩砾石。其中用投击法生产的一件大石片,长23.50厘米、宽31.50厘米、厚7.50厘米,重5000多克,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知最大的一件石制品。经过考证,专家们确定这是一个中更新世的早期遗址。

  这些代表古人类生产工具的旧石器,分别发现于距地表20多米的红色土壤之下的砂砾石层和泥灰层中。专家们的兴奋点在于,通过这些旧石器,可以说明这片临近黄河的土地,曾经是旧石器时代人类长期生活过的地方。

  从发掘出的石器看,匼河石器要早于北京人所使用的石器,至少6054地点”是如此。从时间看,匼河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60万年。也就是说,经过中国两代古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和苦苦寻觅,他们终于找到了比“北京人”更早的原始人类遗迹。按照考古学界惯例,从什么地方首先发现的文化类型,就以发现地命名。与这种文化相对的人类,同样以发现地命名。以后,考古学界又多了一种文化——匼河文化,古人类学界又多了一种远古人类——匼河人。这个深藏在黄河岸边的古老村落,由此闻名世界。

  然而,经过对匼河石器的研究考证,匼河旧石器时代遗址仍然不属于泥河湾时期,匼河人仍然不属于最初的人类。要找到人类最初的“脚踏地”(贾兰坡、王建文章用语)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他们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他们发掘匼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同时,轻易找到了100200万年前的泥河湾时期地层。这个地方就是距匼河遗址仅3公里的西侯度村。

 

(三)

  西侯度村地处典型的黄土丘陵地带,站在村头四望,到处是豁豁牙牙的沟壑和裸露的黄土。这是个典型的小山村,全村仅700余口人,位于芮城县西北隅,中条山之阳,西与永济市的独头村、长旺村接壤,北与芮城县舜南村相望,东邻东侯度,南界潭新村,与黄河古渡风陵渡相距七公里,直线距黄河仅三公里。西侯度同样是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据说村名来自殷商时期的西伯侯姬昌。相传,当年商纣王为掣肘姬昌,把姬昌的母亲抓去,就关在村后人疙瘩岭下的山洞中。姬昌在朝歌做人质数年,忍辱负重,对纣王百依百顺,谦恭有加,取得了纣王的信任。被释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母亲落难过的人疙瘩岭,并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时光,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接待。这个西伯侯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周文王走后,这地方改名西侯度。

  这样的传说,已没有必要去细究真伪,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古代贤人的足迹,中国人从来都有借助古人增加当地历史文化厚度的习惯,如果翻翻资料,会发现中国的许多地名都是这么来的,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西侯度村确实不同凡响,数十年前,人疙瘩岭上的周文王庙曾经香火不断,村前,古城堡遗迹至今尚可寻觅。按照村民的思维习惯,把一个山村的历史推衍到殷商时期,已经足够久远了,他们不可能想到,这里的历史其实应该更长,更久远,久远得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村民在沟坡间种地时,常常会挖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几个铜锈斑斑的箭镞,几件残损的矛戈,捡到后,一阵玩赏便随意放到家里。让他们不解的是经常会在地里挖出几根巨大的骨头,老辈人说:这叫龙骨,治疗破伤十分有用,搬回去放在家里,什么时候不小心弄破了手脚,刮上一点点粉末,抹在伤口上,不几天就痊愈了。确实很灵验。

  有时候还会捡到一些模样怪怪的石头,觉得好玩,拿回去,胡乱放在院子里。直到有一天,一群斯斯文文的人来到了山里,手里拿着小铲、小镐,在漫山遍野地找石头。偷闲看了看那些人挖来的东西,他们不屑地说:费这么大劲就找这,咱家里一大堆呢。

  这些故事,是听那位叫薛俊虎的老人说的,老人守护西侯度遗址已30多年,一说起西侯度的发掘和保护便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尤其说到当年来西侯度的专家学者时,像提到亲人,皱褶纵横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骄傲。

  那个叫人疙瘩岭的山崖还在,立在村背后,圆圆的,远远望去像个巨大的土包。崖壁不时被风雨剥蚀去一块,露出厚厚的黄土,细看,黄土中间夹着一层层沙子,里面有光滑的石头,还有螺壳、蚌壳之类的东西。有人感叹,黄土高原怎么会有这东西?

  有文化的人说:不知道吧,咱这里以前曾是湖泊。

  登上人疙瘩岭举目远眺,远处的黄河隐隐可见,沟坡一层圈着一层,沉沉雾霭中,似乎满沟里弥漫着的神秘古朴之气扑面而来,好像又听到沟内先祖们追逐野兽的呼喊声。

  在匼河遗址发掘的同时,贾兰坡还派人到附近搜寻新的地点。他的学生、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建就是其中一个。

  跟随贾兰坡来匼河时,王建已是个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的考古工作者,曾参与过夏县西阴村、襄汾县丁村、河北省泥河湾等多处遗址发掘,对野外考古有着独到的见解。像所有考古工作者一样,他常常沉浸在发现的喜悦中,每当从沙土中刨出一件异样的石头,每当从放大镜下有了新的发现时,他会像探究到了历史的奥秘一样兴奋不已。匼河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旧石器,给了他再一次的喜悦,以后,他曾与老师贾兰坡合作,发表《匼河》一文,详细论证了匼河遗址的发掘情况。和老师贾兰坡一样,他渴望新的发现,渴望找到人类最早的脚踏地。

  这时候,他听说3公里外的西侯度村里,有人刨出了龙骨。根据多年的考古经验,王建判断去那里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在匼河遗址发掘过程中,王建要抽闲去西侯度看个究竟。1960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时期,那年,全国范围内遭遇了空前规模的大饥馑。王建和同事们虽不至于挨饿,营养也不太好。一路上,王建拖着疲乏的脚步,走走停停,不断地用考古学家的目光观察着地形地貌。目之所及,到处是沟沟坎坎的黄土丘陵,千万年的雨水冲刷,将地表切割出一道道深沟,从切割出的黄土层中,能清晰地看到地质变化。这正是王建想看到的。3公里的路并不长,王建整整走了一上午,爬过了一道岭,已经能看到略显清冷的西侯度村,他累了,坐在岭下想喘口气,随手扒拉地上的沙土碎石把玩察看。一块石头进入他的视线,石头上特别的棱角和古老的痕迹令他大吃一惊。考古学家的职责使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绝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发现。石头上棱角分明,有明显的人工打造痕迹。再察看石头所处的文化层,他初步断定,这是一件比匼河旧石器年代更为久远的石器。顺着岭下的沙砾层继续寻找,又找到了一件轴鹿角化石。这一发现让他兴奋异常。当时正在发掘的匼河遗址距今60万年,按照考古学界的说法,是中更新世的早期遗址,眼前这鹿角化石,却是早更新世的人类活动遗物,两者之间相距何止百万年。当时,我国考古学界还没有发现过早更新世遗址,王建断定,这一发现将会是引起考古界震撼的一个“重磅炸弹”。

  回去后,他当即打报告,将情况向国家考古部门进行汇报。至此,距离找到人类最早的脚踏地已近在咫尺。

 

(四)

  从西侯度村绕过人疙瘩岭,是一大片相对开阔的沟地,因为在村背后,村民们把这块地叫后地,后地正面的土崖叫后山。19615月,正是晋南的初夏,不久前下过一场雨,后地里庄稼葱郁勃发,绿油油一片,后山上,百草旺盛,一派生机。几个头戴土色帽子的人来到了地里,手里拿着工具,却不是常用的镢头铁锨。玲珑小巧的铲子,精致的小锨,看上去更像玩具。从严肃的神色上看,他们是来做大事的。虽然脸色和庄稼人一样,被阳光炙烤得带上了土地的颜色,但他们绝不会是庄稼人。很快,这些人在地里搭起了一顶顶帐蓬,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挖掘。

  白天,他们在地里不断地挖,掀开黄土层,挖出一大堆的沙砾碎石,然后分类,过筛,找出一块块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石头和白森森的动物骨头、牙齿、触角。工地上的帐蓬也给人以神秘的感觉,不时传出石头锤子的撞击声,又不时传出惊叹与欢呼声。晚上,他们住在老乡家,坐在灯下,神情专注,用放大镜对着挖出的石头,宝贝一样仔细观察。一道痕迹,一个缺口都不放过。

  他们是山西省博物馆组织的西侯度考古队,参与的专家有王建、张殿卿和陈哲英。工人是从芮城永乐宫临时调来的薛万民、李文杰。

  数十年后,已经退休的陈哲英提起西侯度的发掘工作还感叹不已。当时,他刚中学毕业不久,当年5月由山西电影制片厂调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629日奉命由太原来西侯度,从风陵渡下车后,背着行李朝中条山方向一路爬坡北上,到西侯度天色已晚,发掘工地的同事还没回来,他直奔工地,远远听见锤子和石头的撞击声,走近看,只见几位面色黧黑的汉子在挥锤作业,分不清哪位是专家,哪位是民工。见面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他当即加入劳动。从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考古生涯。

  这次他们的发掘现场在“人疙瘩”北坡的“后山根”,这里露出厚度约18米的早更新世砂砾层,根据地磁测定距今180万年,是这次发掘的重点。专家们将这个发掘现场编号为6053E地点。从村西的一条小路蜿蜒往前,就是村民们称之为“后地口”的地方,专家们在这里进行了试掘,将其编号6053W地点。这两个地方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的性质相同,因此,通称为西侯度文化遗址。

  发掘持续了两个月,从1961529日开始,到731日结束。开挖土石450立方米,得到的化石和石器装了九个大木箱,其中石器5箱,化石4箱。

  发掘工作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这些古生物化石和石器,让王建进一步肯定了西侯度的价值。他感到,一个令考古学界振奋的发现很快就会在西侯度诞生。

  第二次发掘很快进行。这一次,发掘时间更长,从196235日开始,期间因夏收停过一段时间,考古队员帮生产队收割麦子,麦收过后,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到1119日结束。还是王建带队,工作人员有陈哲英、丁来普,芮城县也派赵宗普加入发掘工作。西侯度的六七位村民与考古队签定了用工合同,也参加了发掘。共发掘出石器1箱,化石4箱。

  两次发掘收获颇丰。经仔细辨认,具有研究价值的石器有32件,这32件石器中有石核、石片和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等,人工打击的痕迹十分明显。石核可分为巨型石核、漏斗状石核、两极石核等。其中最大的一件石核重8.3公斤,最小的一件漏斗状石核仅33克。石片分为锤击石片、碰砧石片和砸击石片三类。由这些石核和石片分析,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用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生产石片。砍斫器可分为单面砍斫器、双面砍斫器和有使用痕迹的砍斫器;也可按单边和多边来分,其中一件多边砍斫器用大石片制成,周边4个刃口正反两个方向交替打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圆刃和凹刃三类。其中一件用紫色石英岩石片修制的边刃刮削器十分典型。三棱大尖状器只有一件,器尖对称,呈三棱状,是以一块三棱状砾石经过简单打制加工而成的。三棱大尖状器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一种传统性的工具,原始人类用来挖掘植物根块,在黄河中下游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的匼河、蓝田公王岭和三门峡以及汾河流域、丁村等遗址中都有发现。西侯度遗址三棱大尖状器的发现,可以将这一传统工具上溯到100多万年前。

  西侯度遗址中与打制石器同层出土的动物化石除鲤、鳖和驼鸟外,还有22种哺乳动物。包括刺猬、巨河狸、兔、鬣狗、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李氏野猪、鹿、布氏真梳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晋南麋鹿、双叉麋鹿、步氏羚羊、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中华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其中绝灭属占47%,绝灭种100%。被称之为西侯度动物群,是华北地区最早的早更新世动物群之一。

  从这些动物群的生活形态,可以清楚地推测180万年以前,西侯度一带的气候特点。这一动物群的成员绝大部分属于草原动物,如驼鸟、鬣狗、长鼻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板齿犀、布氏真梳鹿、轴鹿、麋鹿、步氏羚羊等。也有生活于丛林和森林的动物,如李氏野猪、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剑齿象、平额象等象类。专家们认为:从这些动物的特征和生活习性来看,当时西侯度附近应为疏林草原环境,比现在的气候还要干燥凉爽一些。

  更为惊奇的是,考古人员们发现了一些颜色呈黑、灰、灰绿色的化石标本。它们大部分为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经研究者观察和化验确认,这些不同颜色的骨角和牙齿为烧骨。烧骨的发现,对“北京猿人”的人类始祖地位提出极大挑战,说明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火,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人类用火最早的地方,也是全世界人类用火最早的遗址之一。西侯度遗址的发现,将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王建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位获得大丰收的农民,手舞足蹈,喜形于色,很快把消息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

  其实早在第一次发掘完毕后,西侯度的发掘就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和有关专家的重视。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19611110日,专程从北京来到西侯度视察。在看了发掘现场后,王冶秋说:“听说裴文中、贾兰坡等专家明天就要来这里,匼河村也在附近,发现了比北京人时代更早的文化遗址,晋南的好戏真是越唱越远了。”12日,裴文中,贾兰坡也来到西侯度,一同来的还有邱中郎、黄文笼、黄慰文、杜跃西等几位专家,新华社也派了记者王文西、田培植同行。领导和专家在西侯度会合后,对晋南如此密集的古文化遗址大加赞赏,对西侯度在考古史上的价值给予肯定。

  从西侯度回去后,王冶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晋南文物不寻常,

      史迹绵延万古长,

      猿人更有猿人早,

      哪论唐虞与汉唐。

  那一次,裴文中、贾兰坡两位中国最具权威的考古专家,在西侯度待了整整四天,从11日来,到15日走,仔细察看了西侯度6053E6053W两个地点的地层剖面。从此,二人也加入了对西侯度的研究。

  两次发掘,贾兰坡都因为在北京整理标本,没有参加,但他时时关注着西侯度的发掘进度,先后来西侯度进行观察研究,肯定了西侯度地点属于更新世早期,比周口店遗址早了100多万年,从实物上印证了他和王建提出的最初人类在泥河湾期的说法。以后,他和王建合作写了《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一书,对西侯度遗址在考古学和人类学上的意义加以阐述,因为“文革”的原因,此书直到1978年才得以出版。

  当时,贾兰坡察看了西侯度的地层剖面后写道:“西侯度地点的地层剖面保存十分完整,由上新世到更新世晚期都有保存,总厚度139.2米。化石和石器地层,位于距底部79米之上的交错砂层中,有一米左右厚,从剖面就能看出,含化石和石器的地层属于更新世早期。”

  可以说,西侯度的发掘与研究,是贾兰坡学术生涯中的第二个高峰,西侯度巨大的考古价值成就了贾先生,让贾先生印证了他的学术观点。贾先生又用他的学术声望和不懈努力,使西侯度的发现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旧石器作为唯一能够保存至今的早期人类制作和使用过的工具,最能印证早期人类的生活轨迹,西侯度遗址旧石器的大量发现,确立了西侯度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小小的西侯度村成了一种文化的命名地,当之无愧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源头,一时,“西侯度文化”成为考古和人类学界的热门词汇。

  从专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西侯度文化”有三个历史之最。

  其一,石片技术使用,西侯度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早。从西侯度出土的石器看,西侯度人已经使用了锤击法、碰砧法、砸击法三种打制石器技术,用这些方法从石材上获得石片,然后打制成石器。考古界称之为“石片文化传统”。贾兰坡认为:“从目前已发现的材料来看,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基本上都是属于石片文化传统。”并进一步肯定:“根据西侯度石片文化的出现,石片技术以中国为早是可以肯定的,这些经过二次加工而成的石片石器,是西侯度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旧石器文化的特征。”古人类学者李元庆说得更明白:“石片石器是由西侯度人开创而成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且证明中国是最早运用石片技术的国家,从而为探索人类石片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二,是人类最早使用火的地方。西侯度发现的被火烧过的鹿角、兽骨、马牙化石,以及两件带有明显人工砍斫、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证明西侯度人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火,比生活在北京周口店地区、距今60万年的“北京人”早120万年,开创了华夏民族用火的最早记录,也是世界上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之一。当时,世界人类史上最早的用火记录出现在法国。1960年在法国东南部马赛不远处,工人们爆破筑路时,从一个叫埃斯卡的山洞里,发现了被认为是欧洲最古老的用火遗迹——木炭、烧石、灰烬,地面上还有五处直径达90厘米的红烧土遗迹,该遗址距今可达100万年。(卫斯《人类用火与人类本身同时起步论》)西侯度人用火的时间比这一记录早了80多万年。

  其三,是迄今发现的黄河流域以及中国境内先民的最早居住地,也就是贾兰坡、王建所说的人类最早的脚踏地。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创造出了最原始的中国文化,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源头,这一点尤其值得骄傲。

  西侯度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也体现出中国学者代代传承、坚韧不拔的品德。

  在对西侯度发掘研究的几个关键人物中,裴文中是贾兰坡的老师,贾兰坡是王建的老师,以后对西侯度进行抢救性发掘(2005年)的王益人,既是王建的儿子,也是王建的学生,一个西侯度,汇集了中国四代考古专家。所以如此,都是因为那几根价值巨大的烧骨和180万年前燃起的那一把圣火。两位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古人类学术权威裴文中和贾兰坡因西侯度遗址发生学术争论,是以后的事。当时,他们都以古人类学家的敏感,对西侯度发生了强烈兴趣。

  在以后的日子里,贾兰坡,王建两位专家对西侯度发现的石器、烧骨,进行了深入研究。西侯度的圣火,正在一步步燃向世界,燃向每一个考古学家的心里。

  在研究中,贾兰坡、王建不仅通过科学实验,证明了从西侯度发现的烧骨和带有人工切割痕迹的鹿角,属于18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而且把西侯度的发现和周口店遗址、蓝田遗址、匼河遗址的发现串成一条科学链条。人类用火时间,在他们的描述中,变成了一条越烧越旺、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脉络,从被动地用火,到自觉地使用火,人类经历了120多万年时间。

  沿着这一条清晰的脉络,另一位考古专家、终生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卫斯先生在《人类用火与人类本身同时起步论》一文中分析道:“人类用火的历史可以由55万年、69万年、80万年、100万年、150万年、170万年逐步推进到180万年以前。”西侯度就处在这个链条最远的一端。

  经过专家们的考证,已经可以认定,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也是亚洲第一次发现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址,即人类最早的脚踏地。1988年,西侯度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

  虽然古人类学家断定西侯度就是人类最早的脚踏地,但西侯度文化时代毕竟太过遥远,180万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时空距离,依靠那样简单的石器,没有发现火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发现火以后,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发掘物和人类学知识充分地想象。

  那时候中条山还没有现在这样高,因为按照地质学的解释,100多万年前,地球造山运动还没有开始,青藏高原还没有形成,喜马拉雅山还没有那么巍峨,中国的地形还不一定呈东西阶梯状,远古人类生活的土地上,河流湖泊交叉纵横,地貌起伏微弱。中条山甚至还没有完全隆起;黄河水位也没有现在这样低,河水还没有切开三门峡谷。那时芮城的地面上,到处是碧清的湖泊和草地。当然,那时候世界没有名字,河流山脉没有名字,芮城也没有名字,更没有西侯度,没有按人类意志随意加上的各种地名。有西侯度这个名字,至少是180多万年以后的事。目之所及,一切都是原生态的,一切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结果,任凭各种动物在其间自由奔跑追逐。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一切都按大自然的法则进行,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都不需要去乞求谁,恭维谁,只需要遵循自然法则,弱小者去寻觅,强大者去争夺,所有思维都固定在对食物的攫取上。

  一种后来被称为猿人的动物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自打和别的灵长目动物有了区别之后,他们在不断地进化,顽强地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别的动物在一种接一种地被自然灭绝淘汰,不可一世的恐龙灭绝了,长着长鼻子的马也不见了踪迹,同时,又有一批以前没有的生物,随着世界的变化开始繁衍。只有我们的先祖猿人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他们的身体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身后长长的尾巴渐渐变小,随后又悄悄消失,后肢变得更加强劲有力,再也不用四足朝地行走在草地上,直立起身子,甩开双臂,迈开脚步好像更加方便随意。前肢变得更加灵活,可以自如地拿起东西,不需要像其它动物一样用嘴去直接够食物,嘴巴开始变短,不再是威慑其它动物的利器,发出声音和咀嚼食物成了最主要的功能。嗅觉在开始退化,鼻子却在增高。最明显的变化是身上的皮毛在一点点减少,需要裹上树叶兽皮之类的东西才能抵挡冬天的寒冷。这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中进行的,每一次变化,都需要几十万年,每一次变化,都让他们感觉到在这世界上更加强大。

  他们开始有了思维,开始用自己的意志对付生存中出现的难题。随手捡起的石块、木棒,成了他们实现意志的工具。和所有的动物相比,他们有了特殊的本领,可以拿起木棍挥舞,还可以捡起石块投掷砍砸。许多小动物变为他们的食品,一番追逐后,一只兔子,一只麋鹿,被他们用尖利的石块血淋淋地剥开,再用石片剁碎,一块块放进嘴里,新鲜的血肉伴着腥臊味进了腹内,被强有力的肠胃迅速消化。森林里,草地上,弱小的动物开始害怕他们,看见他们会望风而逃,他们在不断地追逐,不断地进化,一天比一天更有智慧。

  周围的大山、土岭、沟壑、流水,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几十万年过去了,原来葱绿的山丘说不定会变成秃岭,原来浩瀚的湖泊说不定会变成沼泽,气候变暖了,又变冷,干燥后又重新湿润,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未知的,他们的生命只有几十年,不可能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这些,顽强地生活下去,就足够了。

  他们在不停地迁徙,寻找适合生存的地方。180万年前的某一天,他们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里气候湿润,四季分明,北面,一座峻峭绵延的大山遮挡了来自北方的寒风,朝南,一条翻滚着波浪的大河缓缓流过。近处,沟壑土丘高低起伏,沟底溪流清澈,潺潺不绝。树高林茂,绿草萋萋。猿人们在这里与各种动物和谐相处,适意地生活繁衍,洞穴、树上是他们的家。没有语言,相互沟通时,或凄厉、或欢快的鸣叫声,会和其它动物的声音一样在山林间回荡。也没有许多年以后出现的等级,更没有勾心斗角。在他们朴素原始的生活中,一切都要靠体力和经验。生育了他们的母亲,会把生存经验用肢体传授给他们,然后,代代相袭。他们活得艰难而又自在,在那条大河边,某个湖泊旁,他们也许曾经撩水嬉戏,也许会被涛声和跃起的河狸吓得四散而逃。他们不明白纯净明亮的天空,为什么忽然变得黑云密布,隆隆作响,发出可怕的声音,闪出摄魂夺魄的亮光。大雨滂沱,浇透了山林,他们仓皇失措,躲藏在洞穴里瑟缩成一团。

  这就是180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一切都像笔者描述的那样,我们真不知道该为他们庆幸,还是悲伤。

  2014年初夏,笔者和同行们来到西侯度,探寻远古人类的踪迹。这已是笔者第二次来到西侯度,前一次是在八年前。来到这里,时间单位变得格外大,要以万年为单位计算。与漫长的180万年相比,8年时间太过于短暂,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一切却都让人感觉新奇,周围的山丘似乎永远笼罩着神秘的气息,古老的无法言说的秃岭似乎仍在讲解着180万年前的故事。

  人疙瘩岭旁的一座土塬上,竖立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站在碑旁四望,只见热辣辣的阳光下,沟壑纵横,黄土裸露,遍地铄金,到处是一派干旱的样子。这就是180万年前,西侯度人生活的地方吗?这就是人类点燃第一把圣火的地方吗?

  西侯度文物陈列室里,摆着各种各样的石器、动物化石。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鱼类化石——鲤,根据骨头厚度,活体长可超过半米。证明当时这里不光有水,而且有一定的深度。更让人感兴趣的题外话是,180万年前,河东地区已经有了鲤鱼,这是个意外的收获。

  巨河狸化石,证明附近应该有很大的湖泊。

  剑齿象、纳马象、平额象化石,说明当时的黄河沿岸有不止一种大象。

  双叉糜鹿、晋南糜鹿、步氏真梳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化石——说明中条山一带光鹿就有五六种。

  此外还有粗壮丽牛、古中国野牛、山西披毛犀牛、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步氏羚羊化石。

  这些本该生存在草原上的动物,怎么可能出现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唯一的解释是当时这里有大片的草原和森林。

  看到坚硬干枯的动物化石,思绪又不由得飞向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般的世界。那是一个四季分明、气候湿润的地方,繁茂的森林里,碧绿的草地上,剑齿象、纳马象、平额象在草原上笨拙地行走,双叉糜鹿、晋南糜鹿、步氏真梳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在树林间倏忽奔跑,羚羊在悠闲地觅食。湖面明亮若镜,金色的大鲤鱼悠游其中,巨河狸哗啦一声,钻出水面,打破了湖面的平静。几只大象缓缓走到水边,伸出长鼻吸饱了水,喷出瀑布般的水柱。这才是180万年前,我们的先祖生活的地方。

  在如此美好的环境中,我们的祖先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年过七旬的文物管理员薛俊虎老人,把我们带到石器陈列柜前。柜内摆放着各种颜色的石头,以我们这些外行看,这些石头除了石质有些特别外,与普通的石头并无多大区别。薛俊虎老人守护西侯度遗址数十年,且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至少是半个考古专家,对这些石器再熟悉不过,指着一件件石器讲解。

  几块圆圆的石头,叫石核,砸击用的一种工具。

  几块薄薄的石头,边缘锋利,上面有明显的人工打制痕迹,叫石片,切割用的工具。

  刮削器,像刀一样的石器。

  砍斫器,如斧子一样的石器。

  还有一件三棱状的石器,估计是做箭镞用的。

  这就是我们的先祖使用的大部分工具,简单粗糙,却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它标志着在180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已经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这是人和猿的本质区别。

  望着这些石器,笔者的思绪再次飞往180万年前。洞穴里,几位猿人用斧子一样的石头砍斫刚捕获的猎物,把血淋淋、充满腥臊味的生肉吞进嘴里。洞穴外的草地上,几位猿人手持木棒,一点一点地挖出植物根茎,随后,走进洞穴,用一片锋利的石片,把根茎切开,分给等着吃的同伴。

  用这样简陋的工具,他们平静而艰难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有许多万年,是一场大火改变了这一切,让他们一步步走向了新的时代。

  某一年,天气变得异常干燥,火辣辣的太阳照得百草枯黄,绿树蔫萎,晴朗的天空中突然飘过几块乌云,接着天空好像裂开了缝,一团火球砸了下来,随后一声霹雳,天地仿佛在一瞬间被炸开,远处烧起了熊熊大火,草地烧起来了,森林烧起来了,火光映红了天,炙烤着大地,四周飘散着焦糊味,世界好像到了末日。动物们尖叫着,四散而逃,我们的先祖被挟裹在其中,慌不择路,终于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望着远处的大火,心“嗵嗵”跳。

  这样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们已经见过许多次,每次看到,都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每次大火来临,都有许多同伴葬身火海,化成一具焦炭。这种对火的恐惧,一直遗传下来,带给了180万年后的现代人。

  一场大雨过后,令人心悸的大火终于熄灭,周围焦黑一片,那片熟悉的地方,再也看不到绿树花草,再也找不到食物,猿人们踏着烧焦的土地,饥肠辘辘,四处寻觅,希望找到食物。焦黑的木头还在冒烟,忽然,他们从烟气中嗅到了一种浓郁的香味,这种香味在引诱着他们的食欲,让他们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感觉,猿人们那颗原始的心开始怦怦跳,循着香味找过去,他们看到了一具烧焦的动物尸体在嗞嗞地往外冒油,发出诱人的香气。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撕开这具动物的皮囊,就会得到鲜美的烤肉。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把一块肉放进嘴里,咀嚼着,顿时,一种更加美妙的时刻来临了,他们尝到了从未体验过的美味,吃到了从未吃过的美食。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又发现了火不仅可以烧熟食物,给他们带来美味,在寒冷的冬天,还能够御寒,在漆黑的夜晚,还能够照明。火成了他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

  从此,熟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

  从此,他们可以用火来驱赶毒蛇猛兽。

  从此,他们的夜晚不再是漆黑一片,火给他们带来了光明。

  从此,他们初步具备了支配自然的能力。

  从此,他们开始有意采集保存火种。

  从此,他们的身体和大脑开始更快速地发育。

  一场大火,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

  以后,他们不光学会了使用火,而且渐渐学会了控制火。

  以后,人类就有了改善生存环境的一种重要手段——火,我们的原始先民们才具备了全天候的活动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难怪《世界史》中评价说:“火是一切发现中最伟大的发现,它使人类能够生存于不同的气候中,造出众多的食物并迫使自然力为人们工作。”

  望着一件件石器、化石,我又想到了西方世界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圣火的故事,想到了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火对人类的重要,使人类从远古时代,就想象出各种有关火的故事,并开始把火看作是神灵的赐予。

  在原始社会的原始部落里,拜火为神,敬祀火神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相传中华民族的先祖炎帝,曾以火为象征,自为火师,并以名官。《左传·昭》十七年云:“炎帝氏以火为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国语·周》中云:“火师监燎,水师监濯。”可见中华民族拜火为神已有很久的历史。因为火不仅可以熟食,给人温暖,抵御寒冷,防御野兽,免去人们对黑夜的恐怖,帮助人们刀耕火种。同时,顷刻间又能给人们带来灾难,烧毁人们的住所,或者使人类家园附近大片有野兽的森林化为灰烬,因而,在古代人类看来,火是神奇的,又是人类难以驾驭的!冥冥之中,天上好像有一个神灵在操纵着一切,在他们眼里,火就像一个喜怒无常的怪兽,所作所为,只听从火神的指令和安排。

  古代印度对火神的崇拜也十分盛行,印度最古的宗教经典《梨俱吠陀》中,歌颂火神“阿耆尼”占有很大的篇幅。

  这些都是在人类认识了火的作用以后的事。考古学家们的发现,把人们的想象又朝前推了180万年。

  晋南乡间都有祭祀灶神的习俗。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晚上,传说是灶神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一年中各家各户生活状态的日子,所以,这一天有一个送灶神上天的祭祀活动;三十日是灶神返回人间的日子,又有一个迎灶神祭祀。祭礼通常在厨房举行,摆好神位,点上香箸,一家人伏在地上,三拜之后,才能安心过年。要不然,接下来的一年中,会时时担心发生火灾。长大之后,才知道灶神原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先祖炎帝。相传,炎帝以火德管理天下,死后以灶神的身分享受祭祀。这种风俗,直到几十年前还在运城一带流行。

  直到现在,各地还能看到涂成火一样颜色的火神庙。从人类在西侯度发现火、使用火到现在,180万年过去了,人类在骨子里,依然对火心怀恐惧。因而要把火送上神龛,高供起来,希望它能够收敛起性子,给人类带福祉。

  在陈列室里,我们没能看到那件闻名遐迩的烧骨,老薛说:那样的宝贝,怎么能放在这里,早就拿到北京城了。

  看完了石器、化石,老薛领我们去了发掘现场,沿着人疙瘩岭下的那条小路,老薛走走停停,不断地介绍着当年的发掘情况。他说:别看这条路窄,当年那么多专家走的是这条路,那么多外国专家来时,走的也是这条路。不知道老薛是不是看到所有来西侯度的人都是这么激动。他是这里唯一的文物管理员,按说,这条路他走得最多,每天不知道要沿着这条路到发掘地跑几次。老人对西侯度遗址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义务保护遗址。前些年国家每年给他的补贴只有360元,一天平均一块钱。这几年虽有增加,一年下来也不过三四千元。岭上的三间平房,是西侯度文管所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家,在这里,他不知道接待了多少国内外专家。平日里,和他相伴的,只有老伴和一条大黑狗。他的日子过得很清贫,却很充实。每天带着那条狗踏着这条小路巡视遗址时,心里一定充满了自豪。老汉兴趣很广泛,收集到的名人题词挂满了墙,还喜欢写点有关西侯度的小文章,拿到报纸上发表。也偶尔自己花钱去省里,说一些有关遗址的事。见到我们,更是滔滔不绝地说西侯度,说当年的发掘。他对我们的要求不高,却很明确,要我们写好西侯度,宣传好西侯度,让外面的人都知道西侯度。

  走到一个大坑前,老薛停住了,说:看,那些石器化石,都是从这里挖出的。

  据老薛介绍,这个坑是2005年第三次发掘时才开挖的。前两次发掘的遗址早已回填,如今的西侯度遗址,实际上指的是眼前的这一大片土地。

  事实上,自从60多年前西侯度发现人类最初的活动踪迹后,有关西侯度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过,古人类学界甚至有“西侯度问题”之说。争论的焦点是西侯度发现的石制品,到底是不是人类早期使用的石器。因为,西侯度石器的标本上有严重的水流冲磨和碰撞的痕迹,颇似欧洲的“曙石器”,难以排除是由河流碰撞造成的可能性。争论一直持续了数十年,20054月,当年发现西侯度遗址的王建的儿子、新一代考古学家王益人继承父业,和父亲一样率领科研队伍来到西侯度,对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再次对这处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50余天的考古发掘,决心用更有力的证据,再次证明西侯度是人类最早的脚踏地。这次发掘使西侯度遗址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根据发掘所获资料综合分析表明,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

  至今,这次发掘的深坑仍没有回填。坑深四五米,跳进发掘坑内观察,断层中的文化层清晰可见,厚重的黄土中夹着一层砂砾,莫非,这里就是古人类最初的脚踏地?

  回来的路上,只见遗址上大片大片的花椒树正在结出绿色的浆果,到了秋天,这些浆果会变成红褐色的果实,为西侯度遗址增加另一种色彩。花椒是西侯度一带的传统产业,也是这一带农民的收入来源之一。据老薛介绍,光西侯度村就有花椒树700多亩,因而,西侯度一带又被称为“椒乡”。到收获时节,会有全国各地的客商涌进西侯度收购。180万年前,西侯度人发现了火,给人类带来了熟食美味,被现代人誉为“人类烹调之祖”;180万年后,现代西侯度人又种植着被誉为“调味品之王”的花椒,这不知是历史的机缘,还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离开之前,再次登上了那座土塬眺望西侯度遗址,火热的阳光把远处的沟壑照得发亮,若一团火般正在升腾。让人怀疑,是不是我们的先祖正在围火欢唱?

 

(六)

  去西侯度之前,笔者曾于前一年深秋,和文学界同行数人专程去匼河遗址考察。

  匼河遗址与西侯度遗址有着特殊的关系,从行政区域上看,两个地方都是风陵渡镇的一个村子,相距不过3公里,民风基本相同。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两个遗址却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时间相距120万年;从考古价值上看,两个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传承关系,看似西侯度遗址比匼河遗址更重要,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掘时,西侯度遗址仅属匼河遗址的一个编外地点,是匼河遗址发掘过程中的一个意外发现。也就是说,当年,是匼河遗址首先进入考古学家们的视野,没有匼河遗址就不会有西侯度遗址。

  从风陵渡镇沿去永济市的公路西北行7公里左拐,即是匼河村,该村由多个自然村组成,沟坡间,时有数户人家出现,显现出平静的农家生活情调。即使到了农家集中的匼河村中心,也寂静空旷,看不见一位村民,让人很难想象,每年元宵节期间表演背冰亮膘时,这里会出现人山人海、疯狂火热的场面。

  一座水泥桥出现在眼前,将沟涧相连,涧宽近百米,两面皆有人家,朝深处望,涧底庄稼碧绿,一片片呈不规则状,棋盘一般。两侧土崖豁豁牙牙,黄土裸露,苍凉而又古朴。这是芮城境内最古老的一条山涧,即前面提到的安家涧。新编《芮城县志》记载:安家涧发源于风陵渡镇的官道和席家凹村,由北而南流经七里,经安家村,再向西南流经姚源、小侯、田上、阳贤等村,至匼河新堡子村向西注入黄河。下桥后,沿涧边小路南行,涧底逐渐宽阔,一辆摩托车从身后突突驶过,带起一阵尘土,车后女人扛着两把锄头,惊讶地望着一行无所事事的闲人。问匼河遗址在什么地方,女人一笑,朝沟涧深处指,说还远呢。再看沟涧环境,结合读过的古人类学知识,就想60万年前这条沟涧是什么样子,匼河人是什么样子,他们手里的工具又是什么样子?

  从周围的环境看,这是一条极适合早期人类生活的山沟。那时候,这条沟至少应该比现在浅,两边的崖还没有这么高,沟涧两旁应该有高大的乔木,涧底一条溪流从中条山间缓缓流下,清澈见底,可饮用亦可沐浴。每当暴雨来临,涧底又变了一副模样,浑浊的山洪从中条山冲下来,浊浪滔滔,带来了山里的石块,带走了沟里的泥土,最后冲进不远处的大河。沟涧便越来越深,最后成为现在的样子。

  196211月中旬,裴文中、贾兰坡两位中国最权威的考古专家也曾沿着这条路来过匼河遗址。据贾兰坡先生考证:匼河一带这样的沟涧有许多条,如涧口南沟(6062地点)、独头北沟(6058地点)、独头后涧沟(6052地点)、长旺村尧庙沟(6057地点)。匼河遗址分布的十一个发掘地点,基本都是这种地貌。

  和现代匼河人一样,远古时代的匼河人也居住在沟涧两侧的土崖之上,不同的只有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或像野兽一样穴居,或若鸟儿一样巢居,生活简单而辛劳,需要像其它动物一样不断地奔跑,日出日落,月缺月圆,浑浑噩噩中,猎杀或者被猎杀,食用其它动物或者被其它动物食用,是他们一生注定的命运。因而,填饱肚皮活下去是他们最重要的事,饥渴时,从巢穴里出来,或去采集植物,或去猎杀动物,他们手里的工具或许应该是一柄三棱大尖状石器。吃饱喝足时,他们在不断地打制刮削着自己的工具,以更方便地猎杀和采集。这样,从12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传承下来的石器一点点进化,他们自己也在一点点进化,从大脑到身体,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

  他们的野居处还应该有一条条羊肠小道通往涧底,因为他们本身就像同样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野羊、麋鹿一样,随时要从崖上洞穴里出来,去崖下的溪流饮水。他们还没有容器,甚至连一只陶罐都没有,只能与别的动物一样,走到溪流边,用手掬起水,或将嘴直接伸进水里饮用。涧里的溪流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水,若没有这条涧流,他们绝不会选择来这里生活。和他们一样来这条沟涧饮水的还有各种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看不到的动物,长着一身长毛的披毛犀,矫健地奔跑的野马,凶恶的野猪,灵敏的斑鹿,更令现代人惊奇的,是这里还有比印度象更加高大的剑齿象、纳玛象,当这两种庞然大物站在涧水边,喷出强有力的水柱时,可怜的匼河人一定畏惧害怕望风而逃。

  他们的模样很吓人,嘴巴高高突起,没有下颏,鼻子扁平,两条粗大的眉骨连在一起,像屋檐一样遮在双眼上。臂长腿短,弯腰屈膝,但却异常灵活,如同别的动物一样,能在沟壑山地行走如飞。

  其实,不光我这样想象匼河人的生活,当年裴文中、贾兰坡、王建们也是这么想的。匼河虽只发现了石器和动物化石,并没有原始人头盖骨和遗骸,但贾先生经过对土壤、化石和石器的考证,认定匼河人比北京人更原始,早差不多十万年,长相更接近猿,生活更动物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活下去。或者说,他们与其它动物的区别,仅仅是能够直立行走,有着简单的思维与语言,能够制造和使用简单工具。除此,别无其他。

  已是下午时分,太阳高悬在远处的山崖上,照得一半山沟熠熠生辉。几个人再往深处走,沟涧渐渐宽阔,出现了沟中之沟,涧中之涧。这也是黄土沟壑地貌的一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把这种地貌形成的原因归之为水流浸蚀。以后,小沟不断发育,沟壑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长,一天天长大。从匼河人生活的年代到现在,漫长的60多万年过去,这条沟涧不知长大了多少,水土不知流失了多少。这可能就是人类进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对骑摩托车从小路驶过的年轻夫妇已隐在菊花田里劳作,大红的摩托车放在地头菊花丛中,有黄花绿叶相衬,让这古老的沟涧显现出一丝现代生活气息。这情景让人不得不感叹,在现代生活中,摩托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俨然也成为一种生产工具。考古学中有个衡量古人生活水平的尺度,即生产工具决定生活水平。遥想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匼河人的生产工具又是怎样的呢?

  离开这对夫妻往前走,黄土裸露的断崖开始增多,只见一座断崖从连绵的土崖中突兀地刺出,在沟壑纵横的山涧中若巨人般,霸道地将沟涧分成两叉,其中一股向西朝黄河的方向延伸,另一股继续往南。沟底的涧中涧更加宽阔,勤劳的农户甚至在涧中涧内开垦出农田,种上了庄稼,从收获过的根茬看,收成应该不错。这里完全还是旱作农业,不远处的黄河水滔滔流过,却难以润泽沟壑中干旱的庄稼。崖与涧之间,是一片面积不大的台地,高出涧底七八米,若在远古时代,那块台地应该是最适合原始人类生活的地方,高高的山崖下可以穴居,涧下的流水可以方便地饮用,而不会被涧底洪水伤害。

  阳光正好照在台地上,发黄的草丛中,一根灰白色的柱子格外吸引人。来到这片古人类生活过的地方,本来就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沟壑、土崖,连同崖下的土窑洞无不散发着神秘气息。在这样的地方立一根柱子,就不能不引人注意。从沟畔跳下去,越过那条干涸的山涧,再往上攀时,就感到了艰难,一丛丛荆棘拦在面前,根本没有路,好容易跳过去,却发现那里毫无特别之处。台地上是齐膝的荒草,已是深秋季节,草色萋萋,一派凄凉。而那根柱子仿佛气定神闲的古人般,昂然挺立于乱草之中。走近看,柱子系水泥制成,方形,露出地面约一米高,朝南方向有一行字,趴下仔细看,上面阴刻:“匼河遗址六0五四地点”。这分明是当年考古队留下的标志桩,不由大喜,知道今天没有白来,这里是匼河遗址的中心。1957年及1959年,中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专家们在匼河的发掘,就是以这个地点为中心,发掘了许多旧石器,一举奠定了匼河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196111月上旬,恰好是我与同行们来这里的季节,裴文中、贾兰坡两位专家,也曾站在这里,仔细考察周围地形,分析古人类的生活习俗。以后,贾兰坡、王择义、王建三人在合写的《山西芮城匼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一文中说:“这次所获得的石器,以60546053地点最为丰富,因而我们研究的材料也以这两个地点为主。”更重要的是,按照三位先生的说法,这里竟是匼河人制造石器的场所,他们说:“这一文化地点,由于有丰富的石核,证明为当时人们制造石器的场所。”几位先生的话和当时发现的石器,使这片荒凉的台地,在中国石器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当年,专家们在这块台地上,几乎发现了旧石器初期应该有的所有石器——石核、石锤、石片和三棱大尖状器无所不有。根据这些石器,他们推测出匼河人制造石器的三种方法。

  其一,用石锤由石核上打击石片;

  其二,手握偏平状的石核,在石砧上摔击石片;

  其三,双手举起巨大的石块,由放在地上的巨大石核的边缘上砸击巨大的石片。

  专家们总结的石器制造方法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同行们已沿着山涧另一边走远,我站在标志桩前,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幅原始图景。一群个头矮小,相貌丑陋的匼河人在忙碌着,他们腿短臂长,习惯性地弯腰曲臂,举起一块巨大的石块,朝放在石头上的另一块石头砸去。山涧里,响亮的石块撞击声回荡,悠悠飘往黄河方向。他们的动作还显得很生疏,因为之前,他们这种能直立行走的动物,还很少去做这种事,他们在尝试制作更趁手的工具,以便对付侵犯他们的凶猛动物,去采集越来越少的植物茎块。一次又一次,他们反复做着相同的动作,终于将石头砸破,几个匼河人凑上前去,皱起高高的眉毛,趴在破碎的石片前仔细挑选,将边缘带有利刃的石片放在一边,带有棱角的放在一边,又将大小合适、浑圆状的放在一边。不断的摔击,不断的砸撞,几种不同的石器就制成了。以后,他们要用这几种石器去做不同的事,厚些的带刃石片是砍斫器,像以后的斧子一样,可以用来砍斫坚硬的东西;薄些的带刃石片像刀子一样,可以用来刮削植物根茎表皮;带有棱角的叫大尖状器,可以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细小的尖状器可以在动物皮毛上钻孔,他们身上裹的衣物,就是靠小尖状器缝合到一起的;浑圆的石核更是一种常用的工具,用他们长长的手臂有力地甩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清晰美妙的弧线,远处跑过的小动物会应声而倒。

  他们制造出的石器都还十分朴拙原始,大部分没有经过二次加工,他们还没有像后人一样掌握磨、刨、削、刮等简单的技术。因而,石器都还不规则,仅少部分符合要求,但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艰辛的生活和简单的大脑让他们很容易满足,拿上这些工具,猎取食物比以前方便多了。

  我企图找到一片石器,站在这座断崖下细看,竟没有发现一块石头,厚厚的黄土将匼河人的足迹完全覆盖,不留一丝痕迹。只有那根标志桩清楚地告诉后人,这里曾经是我们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再看这座土崖,感觉它与黄河沿岸,乃至黄土高原上常见的土崖一样,普普通通,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一个象征,告诉后人,是黄土地养育了我们祖先,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都是从这里发源的。

  离开时,我再次下到那条涧中涧里,发现这条小涧底部又被流水冲出了沟槽,形成了新的涧中涧,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深深的沟槽里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石块。望着远处黛青色的中条山,我想,这些石块不知是由洪水搬运到这里,还是沟槽底部本来就有。当年匼河人是不是就是用这些石头打制石器?

  又是一番攀爬,上到那边的涧边,回头再望那座土崖,感觉比所看资料上的土崖高大了许多,而两边的沟涧也比原来宽阔了许多,时光才刚刚过去几十年,在风雨剥蚀下,这条沟涧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回望之间,我仿佛听到崖脚下传来一阵阵叮叮当当的石块撞击声。

  等回过神来,同行们已不见踪影,山涧内空寂无人,好像只有看不见的原始人与我相伴。

  绕过一座废弃的养猪场,几位同行有说有笑,站在高高的土崖之上拍照留影,原来,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匼河遗址标志碑,而我所看到的只是遗址中一个地点的标志桩,整个遗址长达十余公里,我所见的6054地点只是11个地点中的一个,眼前的这座标志碑,才代表整个匼河遗址。

  标志碑立在崖边,靠里是一大片台地,边缘栽植一行花椒树,已过了收获季节,花椒树枝叶干枯,顽强地站立在沟崖之间,用稀疏的叶子遮挡在标志碑前。从标志碑四望,沟壑之间,干燥的黄土起伏绵延,四下里空旷寂寥,不见人迹。若不了解匼河遗址,谁又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人类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当其它地方还是一片荒凉时,我们的祖先首先看中这一块宝地,从此生生不息,繁衍出中华民族的子孙,然后才是北京人、丁村人,直到现代人。

  又想起了西侯度,这里的地貌与西侯度并无太大区别,遥想当年,当西侯度人使用第一件石器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他们以后生活最得力的助手,也许他们还不能自觉地制造石器,仅在天然石块中寻找趁手的。过了漫长的100多万年,到了匼河人时代,原始人才认识到工具的重要,开始生疏而又笨拙地打制石器,由被动到自觉,这一过程,经过了我们无法想象的100多万年;由被动使用到主动制造石器,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过程是多么漫长,又是多么残酷。

  匼河标志碑面向更广阔的平川方向,那面是同蒲铁路经过的地方,高高的路基将这条山涧堵得严严实实,一列火车隆隆驶过,带来一阵呼啸声消逝在山崖后。同行们感叹,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与现代社会离得竟如此之近!

  ——文章来源于《芮城文化丛书·古魏沧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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